中文版序（杨海英）
南蒙古，即内蒙古自治区，与台湾的命运极其相似。在历史上都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近代以来也不曾与「中华民族（即汉人）同甘苦、共患难」；两者都曾经成为大日本帝国的殖民地，但是同殖民者又有着复杂的关系。日本的近代化机制有其合理的一面，而
且完全适合于二十世纪的人类；但是中国没有走入近代化，加上其传统的对外扩张侵略的本性一直没变，因此二十世纪的蒙古和台湾理所当然地要走向民族自决的道路。
蒙古人从一开始就是要利用日本的力量达到从中国独立的目的，而台湾人也在静静地等待着机会。然而，女神并没有向我们微笑，大国之间签订的《雅尔达协定》，使背着饭锅的国民党军和穿着不合身的「二尺八」的共产党兵，分别占领了已经近代化的福尔摩沙和草原。洗练的蒙古人和台湾人不得不迎接毫无教养的「战胜者」，战胜者们却丝毫没有往日日本殖民者的军纪。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南蒙古则自战后二十一年之际的一九六六年起，遭受中共发动的大屠杀。两者都是以被殖民者曾经「与日本合作」为罪名而遭到屠杀，从这一点，台湾读者可以把事件理解成「草原上的二二八」。关于中共大屠杀蒙古人，请读者参阅拙著《没有墓碑的草原》（八旗出版社）。
不光如此，蒙古人还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充当了中共的雇佣军，去屠杀同样是为了抵制中国人的侵略而揭竿起义的藏人。如今，藏区和南蒙古一样沦落为中共统治下的殖民地；中共则在最美丽的口号之下强制推行着最残酷的殖民统治。南蒙古和藏区的命运绝不是隔岸之火，台湾在思索自己的将来的同时，离不开蒙古人和藏人的民族自决运动。全世界的殖民地也许在上个世纪的六○年代得以解放，但是蒙古和藏区，以及台湾的民族自决运动还在进行中。
推荐序，节录（唯色）
是悼亡之书，是悲忏之书——
日本洋刀下，藏人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一
二○一四年夏天，我们驱车南蒙古全境万余公里，几十个旗与盟都有停驻。对于我来说，蒙古这个集合了非同一般的名词与形容词的伟大存在，更加具象。之前去过几个地方，如额济纳旗、阿拉善旗、鄂尔多斯，都是匆匆而过。王力雄早在二十多年前去过南蒙古不少地方，就生态恶化状况写过：「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大草原，是牧区，都是那种一个脚印里就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放眼望去，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不一定踩得着一根草。再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原来也一样是游牧蒙古人的地盘，现在全被农耕者占据，牧人早就挤得一个不剩，都迁移到边境地区去了。」
我们动身前，收到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蒙古人学者杨海英先生的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译电子版，旅途中用朗读软体在车上播放。经过今被命名为「兴安盟」一带，目睹车窗外被移民开垦多年的大片玉米地，那是已然被改变的蒙古草原，听着电子男声机械地朗读着蒙古民族几十年的悲惨史，尤以文革时代遭致惨绝人寰的民族清洗，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中共声称的以「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为主的「民族政策」在南蒙古取得的经验，一是移民；二是镇压原住民，与所有殖民者干的没有两样。
我还带了一本纸质书，是德国历史学家约西莫・布克汉森（Joachim Barkhausen）的《苍狼帝国：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有关成吉思汗的一段描述如同对某个缘起的揭示：「截至波斯战争结束之日，成吉思汗的人生在我们眼中都是极其清晰的。即使亚细亚人常喜欢故意将神话与象征性的故事加诸于那些英雄人物的身上，但成吉思汗伟大而质朴的本来面目都丝毫不会被更动。然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却盖上了一层模糊不清的暗幕。奇怪的是，当他的生活越迫近亚细亚的核心，即神秘的青藏高原，这个黑幕也越形厚重了。佛教与喇嘛教3以其传说的晕影，掩盖了他最后几年的生活。西藏的宗教还终将有一天成了他的帝国——最实质的和最具体的帝国——的真正战胜者。」
记得在呼和浩特的蒙古餐馆，喝着添加了奶皮、奶油、炒米和几块干肉的奶茶，很合我这个藏人的胃口。望着高挂墙上的成吉思汗画像，我说起数百年来图伯特各教派喇嘛及诸部族领袖攀附外族、借力壮势却又遗下后患的漫长历史，如萨迦派五祖之一八思巴压宝蒙古皇帝忽必烈；噶举派二世噶玛巴压宝蒙古可汗蒙哥；噶举派五世噶玛巴压宝中国明永乐皇帝；格鲁派四世达赖喇嘛则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转世。以及五世达赖喇嘛去北京见满清顺治皇帝，六世班禅喇嘛去北京见满清乾隆皇帝等等。
拉萨的大昭寺这个夹杂了汉语与蒙语的称呼，也是得名于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当然有藏语称呼，即觉康或祖拉康，意为释迦牟尼佛殿。藏语的默朗钦莫，即藏历新年的祈愿大法会，又称「传昭法会」，而「昭」或「召」，据呼和浩特大召寺门口的碑文介绍，是大庙的意思。大召寺内的中国游客比磕头的信众多，女导游身穿类似舞台表演装束的那种蒙古服装，用普通话介绍说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寺院在文革中成了仓库和军营，所以就保护住了。其实留下的应该只是空空荡荡的外壳，彼时连蒙古人视为神圣至尊的成吉思汗庙都被夷为平地。我与一位五十多岁的僧人交谈，他说全寺今有僧侣七十多人，五十多人会说蒙语，近二十人已不会蒙语。而在满都拉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境小镇，一座寺院的遗址上有新的白塔和经幡，问当地蒙古人，说当年寺院大得多，僧人七八十，文革时被砸，现在开始重建，去年请了拉萨的喇嘛来赐福。
二
旅行中经过阿拉善左旗，我特意去朝拜了城外山谷里富丽堂皇的广宗寺，又称南寺，藏语名为「噶旦丹吉林」，与两百多年前流亡至此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有殊胜因缘，不但依循他的愿望而建，并筑塔供奉他的法体。六世秘传中也有同样叙述，我相信是真的。
在空寂的寺院见到两位高龄僧人，告知六世尊者灵塔于文革初期，被以汉人为主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所砸。尊者法体自塔中扔出，戴上高帽批斗，强迫僧侣焚烧，但骨灰被一位僧人偷偷藏入装面粉的柜子，直到八○年代重建寺院时才敢拿出，供奉于新修的塔中。老僧还说文革前有四、五百位僧人，文革时都被驱赶，返回草原当牧民，成家、生儿女。现在只有二十多个僧人，也都成家，平时忙碌世俗营生，有佛事时集聚寺院。但寺院已成旅游景点，门票八十元，寺院分得一点五元，其余都归公司和政府，「我们没办法。」老僧叹道。
得知我是藏人，老僧立刻说你们藏族不喜欢我们蒙族；我否认，说我们两个民族因缘深厚，信仰相同，生活方式相似，老僧打断我的话说我们蒙古骑兵去你们藏地「平叛」，杀了很多藏人，你不知道吗？还说去年同寺僧人去拉萨朝佛，一听是蒙古族，藏族的态度就不好了。蒙古骑兵进藏「平叛」的往事我大概有听说，但不清楚细节，也就未上心。老僧的话让我惊讶。之后留意到杨海英先生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提到文革时遭大肃清的内蒙古骑兵师，在上个世纪五○年代末、六○年代初曾「入藏参与镇压」。
杨海英先生介绍内蒙古骑兵师是由「日治时代接受现代教育，被称为『挎日本洋刀』的蒙古人将校为中心组建的蒙古人自己的军队」，五个师，骁勇善战，文武双全，上个世纪四○年代中期被收编为中共军队。参加过东北内战、朝鲜战争等，尤其在辽沈战役中，「内蒙古铁骑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一九五八年，内蒙古骑兵第五师第十三、十四团共三千二百名骑兵，接到中共下达的参加青藏「剿匪平叛」的任务。尽管蒙古人任职中共最高官员的乌兰夫在中共内部讨论时表示「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不同意对少数民族用兵，「但终究未能拂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身不由己地陷入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统治策略的『以夷制夷』之陷阱」。 「听从兰州军区的指挥」的两个骑兵团于一九六二年从藏区撤回，中共官方称5：「两个团分别被授予『战功伟绩』锦旗，受到朱德委员长的接见。」文革爆发后，骑五师被解除武装，取消番制，二百八十六人被打成「内人党」，惨遭迫害，内蒙古骑兵师团的历史就此谢幕，「蒙古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军队」。
那么，蒙古骑兵是如何「入藏参与镇压」藏人起义的？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未有更多著墨的杨海英先生，就此另外写了一部日文专著——《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モンゴル骑兵の现代史）。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一段重重的历史，总得有个记录。」而这部专著是他特别看重并下了很大工夫的。他说：「我作为蒙古人，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我只不过替一代老兵而写。他们本来要民族自决，却成了雇佣兵。」
三
最早由蒙古人辟为帝国之都的北京，如今另有一别称，叫霾都。即雾霾之帝都。我正是在毒气般的昏暗日子里，读完了杨海英先生发来的《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译电子版。期间有几次因事出门，我将书稿存入手机，一路上透过耳机倾听朗读软体毫无感情地读着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屠戮，又因雾霾遮蔽了周遭世界，反而仿佛再现几十年前家园被毁的悲惨景象，我只觉心痛难忍。
而且，男女老少，老弱妇孺，与一座座寺院和帐篷，与一群群牛羊等家畜，被声称要将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救出来的「解放者」驾机轰炸、开枪射击、挥刀砍杀，正如书中所写：「当时中国以『解放』为名，摆出一副宽容的占领军的姿态，但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当西藏人为了反击中国的侵略而开始在各地进行武装起义时，中国却毫不留情地对西藏人民进行了大虐杀和镇压。」而其中，「将西藏人民的抵抗逼至绝境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有一支蒙古骑兵部队。 」
书中有多处这样的记录：
战斗的方法很简单。中国空军首先实施空袭。投下大量的炸弹，造成藏人的混乱，步兵趁此时机用机关枪向混乱的人群扫射。九死一生果断突破步兵包围圈的人们，迎接他们的则是握着日本洋刀的蒙古骑兵。
蒙古人骑兵犹如狼一般，挥舞着日本洋刀冲进了陷入混乱四散而逃的畜牧民中。
「解放西藏同胞！」
他们呐喊着。日落时，「叛匪集团」的一半以上被杀害。
他们在名叫达木沁滩的地方，发现了藏人「叛匪」大集团。对西藏牧民来说，最为不幸的是带着家畜群一起行动和追捕者是蒙古人。这是双重的不幸。蒙古人在看到家畜群的足迹的瞬间就能判断其规模，因为对方是和自己过着同样生活的人。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日本洋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牧民的尸体淹没。
尼玛仁钦证言道：「我们俘虏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给了后来的支那人步兵部队。但是，几天后听说他们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杀了。支那兵虽然非常不擅长战斗，却极其喜好毫无必要的杀戮」。
我在给杨海英先生的邮件中写道：「读你的这本书，读得我很难过⋯⋯我想说的是，读到藏人被像杀老鼠一样杀死的时候，太难过了。就像今天的IS斩人首级那样可怕⋯⋯」杨海英先生回覆：「悲惨，但这是事实。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世人。世人会说『我们不知道』。其实，你们知道。」
四
但藏人自己知道吗？或者说，有多少藏人知道呢？我接着重又阅读了两本书，是两位藏人关于同一时期求生与反抗的记录。由藏文译为中文的《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6，作者是如今居住西宁的纳仓・怒罗先生，回忆了在一九五八毁灭之年，目睹父亲及无数族人丧生于「毛主席的军队」手中，寺院尽遭破坏，村落尽遭涂炭，十岁的他也被关进地牢，险些饿死。而他的叙述中，带来「世时翻转」的，如书中所写：「举凡汉军所到之处，所有村落寺院被毁的情形是一样的⋯⋯不管是因为反抗汉军还是汉军进攻灭杀，这种马死人亡的灾难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如今是横尸荒野无人收，任乌鸦鸟雀啄食」，提到骑兵，也是以「汉军」、「汉兵」代之，大概并不知道他们很有可能是被派来「剿匪平叛」的蒙古骑兵。
另一本以中文写作的《血祭雪域》是集诸多幸存者的口述与史料的鸿篇巨著。作者跋热・达瓦才仁生长在已经插满红旗的藏地，青年时翻越雪山投奔尊者达赖喇嘛，成为新一代流亡者，现在台湾为流亡西藏工作。此书是他在一九九○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难民定居点所做的翔实记录。他的家乡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正是当年蒙古骑兵「剿匪平叛」战功赫赫之地。但在五百多页书中，我只找到这样一段相关记述：
有一支兰州军区的军队，即所谓的西宁骑兵，约六百余人，佩着长马刀——就像电影中的日本军官指挥刀，皮马鞍上的皮袋子里装着子弹，还配备有转盘机枪和枪枝卡壳时替换的枪管等，都驮在马上。总之，装备精良。这些骑兵从囊谦二十五族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般情况下中军都是这些骑兵打前锋，三千余步兵和驮着大炮的骡子等在后面跟进，并兵分成几路尾追藏军。
所谓「中军」，即中国军队。但是作者并没有清楚地指明，那些打前锋的应该就是蒙古骑兵，虽然他们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一位幸存者谈到过蒙古骑兵，是在前不久于台湾出版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8 中。此书由旅居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与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合作，在流亡西藏的难民定居点访谈十一位流亡老人而辑成。原籍为安多果洛的老妇人卓洛回忆一九五八年跟随部落逃亡，遭遇中共军队追杀：「有一次⋯⋯我们被十多个解放军发现了。这些解放军是蒙古人，蒙古军人穿的是蒙古服。蒙古解放军比汉人解放军凶猛很多，他们追了上来。我丈夫和另外两个人一块儿前去阻挡，一直打到下午。那两个同伴，有一个的大拇指被打掉了，另一个被打死了。」但老人的记忆可能有误，蒙古骑兵应该不会穿蒙古服「剿匪平叛」，如杨海英先生在书中写道：「蒙古人是与生俱来的优秀战士，又经历了日本军式一流近代化的训练。在这样的骑兵面前，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藏人犹如待宰的羔羊一般。」这是对其中一次战斗的描述：
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藏人马队停止前进，阵形被打乱了。此时，纹丝不乱的骑兵分队组成方阵冲入敌阵。拔刀出鞘的尖声和马镫踢踏马腹的钝声交织在一起，白刃在阳光下闪烁。
五
当今中国的一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是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他的父亲曾是蒙古骑兵一员，上个世纪五○年代末「被清洗出军界」。不过这位作家倒是带着褒奖的口吻在文章中写道9：「内蒙古骑兵在结束四○年代末的战事后，六○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 」请注意，他说的是「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没有半点反思和曾经为虎作伥的罪疚感。
杨海英先生的父亲也曾是骑兵第五师的士兵，「因『出身剥削阶级』，在一九五七年末遭到『扫除』，回到了家乡，因此，并没有参加一九五八年的西藏远征」。杨海英先生与父亲有这样的交心：
「没能够去西藏打仗您觉得怎么样？」我曾多次这样问过父亲。父亲是「剥削阶级出身」，在「整理部队的精神状态的运动」中，被除队回到了家乡。
「我无法忍受杀害同为少数民族的西藏人。然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如果没有被除队，我应该也会去完成任务吧」。父亲每次都是同样的答案。大多数骑兵或许也是这样的心情吧。
「我们追剿俘虏了藏人后，才发现藏人和蒙古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无论身上的气息还是装扮几乎完全一样。说实在的，我感到了困惑，我们到底在和谁作战。后来，我的亲戚在一九九○年代到青海省参拜寺庙时，受到了指责：『你们蒙古人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情』。确实，我们犯下了罪行。」朋斯克忏悔地回忆道。
当战死两百人的蒙古骑兵班师回朝，迎接他们的虽然先有鲜花、锦旗和军功章，但不久就被全体解除武装，卸甲归田，至文革爆发则遭大肃清，与成千上万的族人经受灭顶之灾。以至于「许多蒙古人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其实施的大屠杀理解为『因果报应的天罚』。蒙古人反省，『蒙古人和西藏人本是如一家人般的关系，但蒙古骑兵却在一九五九年为了中国共产党而屠杀了藏人。所以遭受了天罚』」。也就是说，本是蒙古民族精英人物、天之骄子的蒙古骑兵，最终的角色却是充当害他亦自害的悲剧佣兵。
杨海英先生以真正的勇气和良知，「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的是一部悲忏之书——悲忏三千多蒙古骑兵被当成佣兵来杀戮「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二○一○年十二月的某天，他在西宁探访了一户玉树藏人家庭，希望「听一听被镇压的一方藏人的说法」，这段描述让我动容：
钦彦回忆道：「老人们说，最初只有中国人步兵打进来占领村子，但无法完全制服藏人，所以叫来了蒙古人。蒙古骑兵到达后，首先歼灭了以曲玛莱县的巴干寺为据点的藏人起义军。那座寺院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了」。
在此次巴干寺的战斗中，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央玛珍措一家只剩下兄妹俩，其余家人全部遭到杀害。作为蒙古人的我，与蒙古骑兵的受害者这样面对面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央玛珍措用西藏风味的奶茶招待了我。她的哥哥达瓦策仁也静静地坐着。我做笔记的手发抖着，没有勇气直视兄妹俩的眼睛。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我属于加害者。
且完全适合于二十世纪的人类；但是中国没有走入近代化，加上其传统的对外扩张侵略的本性一直没变，因此二十世纪的蒙古和台湾理所当然地要走向民族自决的道路。
蒙古人从一开始就是要利用日本的力量达到从中国独立的目的，而台湾人也在静静地等待着机会。然而，女神并没有向我们微笑，大国之间签订的《雅尔达协定》，使背着饭锅的国民党军和穿着不合身的「二尺八」的共产党兵，分别占领了已经近代化的福尔摩沙和草原。洗练的蒙古人和台湾人不得不迎接毫无教养的「战胜者」，战胜者们却丝毫没有往日日本殖民者的军纪。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南蒙古则自战后二十一年之际的一九六六年起，遭受中共发动的大屠杀。两者都是以被殖民者曾经「与日本合作」为罪名而遭到屠杀，从这一点，台湾读者可以把事件理解成「草原上的二二八」。关于中共大屠杀蒙古人，请读者参阅拙著《没有墓碑的草原》（八旗出版社）。
不光如此，蒙古人还在一九六六年以前充当了中共的雇佣军，去屠杀同样是为了抵制中国人的侵略而揭竿起义的藏人。如今，藏区和南蒙古一样沦落为中共统治下的殖民地；中共则在最美丽的口号之下强制推行着最残酷的殖民统治。南蒙古和藏区的命运绝不是隔岸之火，台湾在思索自己的将来的同时，离不开蒙古人和藏人的民族自决运动。全世界的殖民地也许在上个世纪的六○年代得以解放，但是蒙古和藏区，以及台湾的民族自决运动还在进行中。
推荐序，节录（唯色）
是悼亡之书，是悲忏之书——
日本洋刀下，藏人的鲜血「将白雪染成了黑色⋯⋯」
一
二○一四年夏天，我们驱车南蒙古全境万余公里，几十个旗与盟都有停驻。对于我来说，蒙古这个集合了非同一般的名词与形容词的伟大存在，更加具象。之前去过几个地方，如额济纳旗、阿拉善旗、鄂尔多斯，都是匆匆而过。王力雄早在二十多年前去过南蒙古不少地方，就生态恶化状况写过：「那些地方当年也都是大草原，是牧区，都是那种一个脚印里就有上百种生物的生态。然而现在，放眼望去，只有光秃秃的山坡，露着大大小小的石头，到处是沙丘，几脚踩下去不一定踩得着一根草。再往内地走，到了人类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原来也一样是游牧蒙古人的地盘，现在全被农耕者占据，牧人早就挤得一个不剩，都迁移到边境地区去了。」
我们动身前，收到日本静冈大学教授、蒙古人学者杨海英先生的著作《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译电子版，旅途中用朗读软体在车上播放。经过今被命名为「兴安盟」一带，目睹车窗外被移民开垦多年的大片玉米地，那是已然被改变的蒙古草原，听着电子男声机械地朗读着蒙古民族几十年的悲惨史，尤以文革时代遭致惨绝人寰的民族清洗，可以真切地了解到中共声称的以「主张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为主的「民族政策」在南蒙古取得的经验，一是移民；二是镇压原住民，与所有殖民者干的没有两样。
我还带了一本纸质书，是德国历史学家约西莫・布克汉森（Joachim Barkhausen）的《苍狼帝国：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格局的形成》。有关成吉思汗的一段描述如同对某个缘起的揭示：「截至波斯战争结束之日，成吉思汗的人生在我们眼中都是极其清晰的。即使亚细亚人常喜欢故意将神话与象征性的故事加诸于那些英雄人物的身上，但成吉思汗伟大而质朴的本来面目都丝毫不会被更动。然而，他人生的最后一段却盖上了一层模糊不清的暗幕。奇怪的是，当他的生活越迫近亚细亚的核心，即神秘的青藏高原，这个黑幕也越形厚重了。佛教与喇嘛教3以其传说的晕影，掩盖了他最后几年的生活。西藏的宗教还终将有一天成了他的帝国——最实质的和最具体的帝国——的真正战胜者。」
记得在呼和浩特的蒙古餐馆，喝着添加了奶皮、奶油、炒米和几块干肉的奶茶，很合我这个藏人的胃口。望着高挂墙上的成吉思汗画像，我说起数百年来图伯特各教派喇嘛及诸部族领袖攀附外族、借力壮势却又遗下后患的漫长历史，如萨迦派五祖之一八思巴压宝蒙古皇帝忽必烈；噶举派二世噶玛巴压宝蒙古可汗蒙哥；噶举派五世噶玛巴压宝中国明永乐皇帝；格鲁派四世达赖喇嘛则是成吉思汗的后人转世。以及五世达赖喇嘛去北京见满清顺治皇帝，六世班禅喇嘛去北京见满清乾隆皇帝等等。
拉萨的大昭寺这个夹杂了汉语与蒙语的称呼，也是得名于呼和浩特的大召寺。当然有藏语称呼，即觉康或祖拉康，意为释迦牟尼佛殿。藏语的默朗钦莫，即藏历新年的祈愿大法会，又称「传昭法会」，而「昭」或「召」，据呼和浩特大召寺门口的碑文介绍，是大庙的意思。大召寺内的中国游客比磕头的信众多，女导游身穿类似舞台表演装束的那种蒙古服装，用普通话介绍说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寺院在文革中成了仓库和军营，所以就保护住了。其实留下的应该只是空空荡荡的外壳，彼时连蒙古人视为神圣至尊的成吉思汗庙都被夷为平地。我与一位五十多岁的僧人交谈，他说全寺今有僧侣七十多人，五十多人会说蒙语，近二十人已不会蒙语。而在满都拉这个人烟稀少的边境小镇，一座寺院的遗址上有新的白塔和经幡，问当地蒙古人，说当年寺院大得多，僧人七八十，文革时被砸，现在开始重建，去年请了拉萨的喇嘛来赐福。
二
旅行中经过阿拉善左旗，我特意去朝拜了城外山谷里富丽堂皇的广宗寺，又称南寺，藏语名为「噶旦丹吉林」，与两百多年前流亡至此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有殊胜因缘，不但依循他的愿望而建，并筑塔供奉他的法体。六世秘传中也有同样叙述，我相信是真的。
在空寂的寺院见到两位高龄僧人，告知六世尊者灵塔于文革初期，被以汉人为主的红卫兵、积极分子所砸。尊者法体自塔中扔出，戴上高帽批斗，强迫僧侣焚烧，但骨灰被一位僧人偷偷藏入装面粉的柜子，直到八○年代重建寺院时才敢拿出，供奉于新修的塔中。老僧还说文革前有四、五百位僧人，文革时都被驱赶，返回草原当牧民，成家、生儿女。现在只有二十多个僧人，也都成家，平时忙碌世俗营生，有佛事时集聚寺院。但寺院已成旅游景点，门票八十元，寺院分得一点五元，其余都归公司和政府，「我们没办法。」老僧叹道。
得知我是藏人，老僧立刻说你们藏族不喜欢我们蒙族；我否认，说我们两个民族因缘深厚，信仰相同，生活方式相似，老僧打断我的话说我们蒙古骑兵去你们藏地「平叛」，杀了很多藏人，你不知道吗？还说去年同寺僧人去拉萨朝佛，一听是蒙古族，藏族的态度就不好了。蒙古骑兵进藏「平叛」的往事我大概有听说，但不清楚细节，也就未上心。老僧的话让我惊讶。之后留意到杨海英先生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提到文革时遭大肃清的内蒙古骑兵师，在上个世纪五○年代末、六○年代初曾「入藏参与镇压」。
杨海英先生介绍内蒙古骑兵师是由「日治时代接受现代教育，被称为『挎日本洋刀』的蒙古人将校为中心组建的蒙古人自己的军队」，五个师，骁勇善战，文武双全，上个世纪四○年代中期被收编为中共军队。参加过东北内战、朝鲜战争等，尤其在辽沈战役中，「内蒙古铁骑发挥了很大的威力」。一九五八年，内蒙古骑兵第五师第十三、十四团共三千二百名骑兵，接到中共下达的参加青藏「剿匪平叛」的任务。尽管蒙古人任职中共最高官员的乌兰夫在中共内部讨论时表示「对少数民族打仗是下策」，不同意对少数民族用兵，「但终究未能拂逆一言九鼎的毛泽东⋯⋯身不由己地陷入中国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统治策略的『以夷制夷』之陷阱」。 「听从兰州军区的指挥」的两个骑兵团于一九六二年从藏区撤回，中共官方称5：「两个团分别被授予『战功伟绩』锦旗，受到朱德委员长的接见。」文革爆发后，骑五师被解除武装，取消番制，二百八十六人被打成「内人党」，惨遭迫害，内蒙古骑兵师团的历史就此谢幕，「蒙古人永远失去了自己的民族军队」。
那么，蒙古骑兵是如何「入藏参与镇压」藏人起义的？在《没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与文革大屠杀》中未有更多著墨的杨海英先生，就此另外写了一部日文专著——《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チベットに舞う日本刀モンゴル骑兵の现代史）。他在给我的邮件中说：「一段重重的历史，总得有个记录。」而这部专著是他特别看重并下了很大工夫的。他说：「我作为蒙古人，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我只不过替一代老兵而写。他们本来要民族自决，却成了雇佣兵。」
三
最早由蒙古人辟为帝国之都的北京，如今另有一别称，叫霾都。即雾霾之帝都。我正是在毒气般的昏暗日子里，读完了杨海英先生发来的《蒙古骑兵在西藏挥舞日本刀》中译电子版。期间有几次因事出门，我将书稿存入手机，一路上透过耳机倾听朗读软体毫无感情地读着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被屠戮，又因雾霾遮蔽了周遭世界，反而仿佛再现几十年前家园被毁的悲惨景象，我只觉心痛难忍。
而且，男女老少，老弱妇孺，与一座座寺院和帐篷，与一群群牛羊等家畜，被声称要将西藏人民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中救出来的「解放者」驾机轰炸、开枪射击、挥刀砍杀，正如书中所写：「当时中国以『解放』为名，摆出一副宽容的占领军的姿态，但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当西藏人为了反击中国的侵略而开始在各地进行武装起义时，中国却毫不留情地对西藏人民进行了大虐杀和镇压。」而其中，「将西藏人民的抵抗逼至绝境的人民解放军部队中，有一支蒙古骑兵部队。 」
书中有多处这样的记录：
战斗的方法很简单。中国空军首先实施空袭。投下大量的炸弹，造成藏人的混乱，步兵趁此时机用机关枪向混乱的人群扫射。九死一生果断突破步兵包围圈的人们，迎接他们的则是握着日本洋刀的蒙古骑兵。
蒙古人骑兵犹如狼一般，挥舞着日本洋刀冲进了陷入混乱四散而逃的畜牧民中。
「解放西藏同胞！」
他们呐喊着。日落时，「叛匪集团」的一半以上被杀害。
他们在名叫达木沁滩的地方，发现了藏人「叛匪」大集团。对西藏牧民来说，最为不幸的是带着家畜群一起行动和追捕者是蒙古人。这是双重的不幸。蒙古人在看到家畜群的足迹的瞬间就能判断其规模，因为对方是和自己过着同样生活的人。清晨，他们看准西藏牧民还未从沉睡中醒来的时间进行袭击。一旦进入敌营，日本洋刀会使对方立刻鲜血流淌，唐古拉草原瞬间被牧民的尸体淹没。
尼玛仁钦证言道：「我们俘虏了二百人左右的女人和孩子，交给了后来的支那人步兵部队。但是，几天后听说他们把那二百多人全部屠杀了。支那兵虽然非常不擅长战斗，却极其喜好毫无必要的杀戮」。
我在给杨海英先生的邮件中写道：「读你的这本书，读得我很难过⋯⋯我想说的是，读到藏人被像杀老鼠一样杀死的时候，太难过了。就像今天的IS斩人首级那样可怕⋯⋯」杨海英先生回覆：「悲惨，但这是事实。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世人。世人会说『我们不知道』。其实，你们知道。」
四
但藏人自己知道吗？或者说，有多少藏人知道呢？我接着重又阅读了两本书，是两位藏人关于同一时期求生与反抗的记录。由藏文译为中文的《那年，世时翻转：一个西藏人的童年回忆》6，作者是如今居住西宁的纳仓・怒罗先生，回忆了在一九五八毁灭之年，目睹父亲及无数族人丧生于「毛主席的军队」手中，寺院尽遭破坏，村落尽遭涂炭，十岁的他也被关进地牢，险些饿死。而他的叙述中，带来「世时翻转」的，如书中所写：「举凡汉军所到之处，所有村落寺院被毁的情形是一样的⋯⋯不管是因为反抗汉军还是汉军进攻灭杀，这种马死人亡的灾难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如今是横尸荒野无人收，任乌鸦鸟雀啄食」，提到骑兵，也是以「汉军」、「汉兵」代之，大概并不知道他们很有可能是被派来「剿匪平叛」的蒙古骑兵。
另一本以中文写作的《血祭雪域》是集诸多幸存者的口述与史料的鸿篇巨著。作者跋热・达瓦才仁生长在已经插满红旗的藏地，青年时翻越雪山投奔尊者达赖喇嘛，成为新一代流亡者，现在台湾为流亡西藏工作。此书是他在一九九○年代，深入流亡西藏各难民定居点所做的翔实记录。他的家乡结古多（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市）正是当年蒙古骑兵「剿匪平叛」战功赫赫之地。但在五百多页书中，我只找到这样一段相关记述：
有一支兰州军区的军队，即所谓的西宁骑兵，约六百余人，佩着长马刀——就像电影中的日本军官指挥刀，皮马鞍上的皮袋子里装着子弹，还配备有转盘机枪和枪枝卡壳时替换的枪管等，都驮在马上。总之，装备精良。这些骑兵从囊谦二十五族一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般情况下中军都是这些骑兵打前锋，三千余步兵和驮着大炮的骡子等在后面跟进，并兵分成几路尾追藏军。
所谓「中军」，即中国军队。但是作者并没有清楚地指明，那些打前锋的应该就是蒙古骑兵，虽然他们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
有一位幸存者谈到过蒙古骑兵，是在前不久于台湾出版的《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8 中。此书由旅居以色列的汉人作家唐丹鸿与流亡藏人作家桑杰嘉合作，在流亡西藏的难民定居点访谈十一位流亡老人而辑成。原籍为安多果洛的老妇人卓洛回忆一九五八年跟随部落逃亡，遭遇中共军队追杀：「有一次⋯⋯我们被十多个解放军发现了。这些解放军是蒙古人，蒙古军人穿的是蒙古服。蒙古解放军比汉人解放军凶猛很多，他们追了上来。我丈夫和另外两个人一块儿前去阻挡，一直打到下午。那两个同伴，有一个的大拇指被打掉了，另一个被打死了。」但老人的记忆可能有误，蒙古骑兵应该不会穿蒙古服「剿匪平叛」，如杨海英先生在书中写道：「蒙古人是与生俱来的优秀战士，又经历了日本军式一流近代化的训练。在这样的骑兵面前，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藏人犹如待宰的羔羊一般。」这是对其中一次战斗的描述：
遭到机关枪的扫射，藏人马队停止前进，阵形被打乱了。此时，纹丝不乱的骑兵分队组成方阵冲入敌阵。拔刀出鞘的尖声和马镫踢踏马腹的钝声交织在一起，白刃在阳光下闪烁。
五
当今中国的一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是辽宁省作协副主席，他的父亲曾是蒙古骑兵一员，上个世纪五○年代末「被清洗出军界」。不过这位作家倒是带着褒奖的口吻在文章中写道9：「内蒙古骑兵在结束四○年代末的战事后，六○年代初期去另一个少数民族区域青海，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 」请注意，他说的是「成功地剿灭了那里的战乱」，没有半点反思和曾经为虎作伥的罪疚感。
杨海英先生的父亲也曾是骑兵第五师的士兵，「因『出身剥削阶级』，在一九五七年末遭到『扫除』，回到了家乡，因此，并没有参加一九五八年的西藏远征」。杨海英先生与父亲有这样的交心：
「没能够去西藏打仗您觉得怎么样？」我曾多次这样问过父亲。父亲是「剥削阶级出身」，在「整理部队的精神状态的运动」中，被除队回到了家乡。
「我无法忍受杀害同为少数民族的西藏人。然而，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如果没有被除队，我应该也会去完成任务吧」。父亲每次都是同样的答案。大多数骑兵或许也是这样的心情吧。
「我们追剿俘虏了藏人后，才发现藏人和蒙古人一样过着游牧生活，无论身上的气息还是装扮几乎完全一样。说实在的，我感到了困惑，我们到底在和谁作战。后来，我的亲戚在一九九○年代到青海省参拜寺庙时，受到了指责：『你们蒙古人做了罪孽深重的事情』。确实，我们犯下了罪行。」朋斯克忏悔地回忆道。
当战死两百人的蒙古骑兵班师回朝，迎接他们的虽然先有鲜花、锦旗和军功章，但不久就被全体解除武装，卸甲归田，至文革爆发则遭大肃清，与成千上万的族人经受灭顶之灾。以至于「许多蒙古人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其实施的大屠杀理解为『因果报应的天罚』。蒙古人反省，『蒙古人和西藏人本是如一家人般的关系，但蒙古骑兵却在一九五九年为了中国共产党而屠杀了藏人。所以遭受了天罚』」。也就是说，本是蒙古民族精英人物、天之骄子的蒙古骑兵，最终的角色却是充当害他亦自害的悲剧佣兵。
杨海英先生以真正的勇气和良知，「基于必须对藏人道歉的心理，背着沉重的民族的忏悔而写」的是一部悲忏之书——悲忏三千多蒙古骑兵被当成佣兵来杀戮「和蒙古草原的游牧民过着同样的生活，同样信奉藏传佛教的人们」。二○一○年十二月的某天，他在西宁探访了一户玉树藏人家庭，希望「听一听被镇压的一方藏人的说法」，这段描述让我动容：
钦彦回忆道：「老人们说，最初只有中国人步兵打进来占领村子，但无法完全制服藏人，所以叫来了蒙古人。蒙古骑兵到达后，首先歼灭了以曲玛莱县的巴干寺为据点的藏人起义军。那座寺院也在战火中被破坏了」。
在此次巴干寺的战斗中，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央玛珍措一家只剩下兄妹俩，其余家人全部遭到杀害。作为蒙古人的我，与蒙古骑兵的受害者这样面对面的接触还是第一次。央玛珍措用西藏风味的奶茶招待了我。她的哥哥达瓦策仁也静静地坐着。我做笔记的手发抖着，没有勇气直视兄妹俩的眼睛。在他们面前，毫无疑问，我属于加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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